【前言】
在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中，以吳米森的作品，來討論後現代強烈視聽風格影響下的紀錄片新貌，我想是再適合不過的了。他的紀錄片帶有濃烈的美學特色和極富想像力的形式敍事，以「看起來不那麽真實、但實際上可能更貼近真實」的創作狀態，去呈現他心中所認知的紀錄電影。
【導演簡介】
1967年生於台北市。紐約視覺藝術學院 (School of Visual Arts, New York)、紐約市立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電影製作藝術學士(BFA)與媒體藝術製作研究所。1995年返台後曾任春暉Sun Movie電影台導演、星空傳媒Channel [V] 視覺創意部經理、廣告片製作公司導演。現任麥田電影有限公司編劇/導演，財團法人公共電視紀錄觀點專案導演，崑山科技大學媒體藝術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及中華民國電影導演協會理事。
曾以《梵谷的耳朵》等片數度獲得金穗獎最佳影片與國際大獎。曾與鴻鴻、蕭菊貞等友人創辦「純十六影展」及「獨立夢工廠」網站。他的第一部電影《起毛球了》──以不到兩百萬元成本製作完成的16釐米影片，為台灣電影寫下驚人佳績，不但入選釜山國際影展競賽片、瑞典Goteberg等國際影展，並打破台灣獨立製作電影等於非商業的迷思。吳米森也拍攝許多紀錄影片，是公視紀錄觀點的常客。
問：現在有很多影像工作者，可能因為紀錄片的技術門檻比較低，需要的經費比較少，可以做為一個劇情片的跳板。您曾提到，你非常地排斥用其他的工作來養片這樣的行為？
吳米森：
因為我把它當成一份很嚴肅的工作（笑）；一個賴以維生、終身要做的事情的時候，你發現有人來攪局，你就會覺得很無聊。It’s my life, not just a job!
你不會看到一個飛行員、一個機師去賣靈骨塔，他一定就是好好開他的飛機啊！那你拍電影就是好好拍電影，如果電影不賺錢，你就失業嘛！你失業的過程裡面你要怎麼樣去維持你基本的生活，就是你自己想辦法，我不贊成去賣魚丸或是先去玩股票然後再回來拍電影。
我覺得假如你把這當作一個嚴肅的工作、創作的工作，你就是要留在這裡去做，而不是做別的行業。至少是跟拍片有關係的，我不設限；至少把拍片這件事情當作一回事。也不是說你想玩票就不能來拍電影，當然每個人都有權利來拍電影；但是我覺得它背後的心態很重要。
我不覺得拍電影只是一個純粹的夢想而已，你幹嘛花那麼多錢來做夢呢？真是莫名奇妙。晚上作夢又便宜又好看又不花錢，又比電影精彩多了；你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那麼多生命來拍一部電影，來完成你所謂的夢？拍電影根本不應該叫圓夢，我不覺得那是夢。
事實上我已經失業很久了啊。我之前大部份的收入都是拍廣告的，MV我也大概已經七、八年沒拍了（笑），因為拍MV很像是拍婚紗照。俗稱CF的電視廣告，我也慢慢選擇性地拍，還是拍一些像新聞局的短片或我覺得傷害性比較不大的商業廣告。
不是我有多麼高的道德標準，而是當你在拍一些你不相信的東西的時候就是會很痛苦啊！否則那跟你幫希特勒拍片沒什麼不同啊！你要是覺得泡麵吃了會死人，你拍泡麵廣告你會覺得怪怪的，不是嗎？除非說你不知道，除非說你自己沒在吃泡麵、你相信抽菸很好，那就沒問題。所以當這個東西開始衝突，你慢慢就會有一個距離。
剛剛說失業很久是因為開拍《松鼠自殺事件》，很多案子就因而推掉，這些收入當然就少了，這一年也沒有在學校兼課了。我知道你們都很喜歡問導演說：你們都靠什麼維生的？（笑）我覺得這些都沒什麼好問的，因為大家都一樣。我覺得大家都處在一個失業狀態，所以沒什麼好講的（笑）。
問：像周美玲她會去拍那個像那個「年菜」的廣告，拍一支很輕鬆可以賺二十萬，像那種你不會排斥吧？因為我現在不太懂你對商業的界線在哪裡？
吳米森：
我拍啊。除非我知道那個年菜是塑膠做的。就是有些太可怕的東西，我不會想去拍啦。例如說某某政黨的政見廣告，我就不會想去拍。我覺得商業性沒什麼罪惡，什麼不是商業？電影也是商業行為啊！沒什麼罪惡。只是說，你在做的某些事情，跟你的想法或你的立場有違背的時候，我就覺得不應該去做。
紀錄片如果做商業院線發行當然也合理，只是要注意，紀錄片的市場操作模式不應該和劇情片一樣。如果開拍一部紀錄片之前就打算狠狠撈一筆，會出問題的。因為你要很多人花錢買票抱著爆米花來看你的紀錄片，這背後有潛在太多和紀錄片價值相違背的力量，比劇情片複雜多了。
之前有人幫民進黨做廣告、然後又幫國民黨，別人質疑他的時候，我記得他說，他只是販賣他的專業。也許是媒體斷章取義吧，可是我覺得拍政黨廣告或政治廣告，它跟拍口香糖廣告的嚴重性不一樣耶！我覺得背後有那種道德性跟說服性的東西，不應該廉價到什麼都用商業去包裝而已，太可笑了。
台灣人什麼最壞的都學美國，什麼都是錢錢錢；誰不愛錢，這是基本的，可是問題是，夠了沒有？不斷地消費、浪費，好像都理所當然。當然我們都是幫兇啦，我不曉得我會因為喝一杯咖啡剝削多少勞工；（笑）但是我覺得我們要有意識地去做這件事情。像我知道某國際家具連鎖店有嚴重剝削第三世界勞工的行為，我就再也不去那家買東西，諸如此類的。因為我們都是在現行的社會體制、全球體制之下，多多少少我們都是幫兇。
(本文摘自《愛恨情仇紀錄片》，同喜文化出版)
【2010-02-14 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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